师生情深：忆恩师罗铭先生

　　崔振宽

　　1957年我考入西安美院，当时国画系刚刚成立，还没有山水画老师。听说中央美院罗铭先生要到学校办画展，并且可能调到西安美院，我们非常高兴。因为罗铭先生和李可染、张仃的山水写生画展在北京举办不久，已轰动全国。《美术》上发表罗先生的《桐庐渡头》等画早已深深地印入脑际。解放初期在各行各业百废待兴、欣欣向荣的形势下，“中国画”却处于空前的低潮，美术界的主要领导发表文章，大谈中国画的“封建性”，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山水画能不能表现生活，成为问题的关键。刚从海外归来的罗先生，毅然丢开自己最擅长的花鸟画，和李可染、张仃先生壮游大江南北，开创了山水画对景写生的新纪元，在现代美术史中树立了重要的地位。对于刚入美术学院的莘莘学子而言，能有这样的名师当然感到幸运，所以当在国画系的教室罗先生的小型画展上面对先生威严的风度时、面对《桐庐渡头》等画原作的亲切和庄重感时，崇敬、兴奋之情，无以言表。这是和罗老师的第一次接触。

　　1960年初，罗老师带山水画专业学生毕业实习，当时山水画专业就我和苗重安二人，和老师整天在一起，比今天的研究生幸运多了。乘长途汽车到陕南山区西乡县，然后边走边画，有时沿着公路，有时爬到山顶，我们两个照例给老师背着画具和酒壶。老师画画时离不开酒，往往是先喝酒然后才落笔，有时一高兴，也让我们品尝一点，我们当然不会喝，当时白酒是凭票供应的。从镇巴县到一个叫力坝的小山庄，翻山越岭要走一天，我们仍然边走边画，老师还给我们指着山景讲构图、讲章法、讲取舍、讲“搬家”，也讲笔墨、讲石涛、讲黄宾虹。那时的下乡是教学和劳动改造相结合，我们住在生产队办公室，先劳动半个月才能画画。罗先生和我们一起给村民起牛圈、背粪、插稻秧。农民盖房、罗老师也爬上房架伏草盖瓦。有一天我们正在稻田车水，老师忽然拿来一封电报，召令他立即回校“评”，看得我们莫名其妙，“吉凶难辩”，只能从命。一周以后，一个摇摇晃晃的身影从山间小路爬上来，罗老师竟然又背着画夹回来了，原来是学校给他评职称，我们才放下心，有了“逢凶化吉”一般的快感。一个多月后，师生三人挟着几十幅写生作品再援山路归来。一天，走到巴山脊梁上一个叫杨家河的地方时天已摸黑，只好在一家孤伶伶的“黑店”过夜。店主给每人蒸一老碗土豆充饥，老师肚子装不下，给我拨了一少半，而我还未觉着饱。半夜、硕大的蚊子叮咬得难以入睡，我用随身带的被单给老师蒙着头渡过一夜。四、五十年过去了，如发生在昨天一般。

　　1980年，罗老师带研究生江文湛、陈国勇到四川写生，我和画家王子武等人同往。有一次在峨眉山的报国寺附近画画，老师突然头晕，医生诊断为高血压，他服完药只休息了一会又接着画。这时的酒喝得少了点，但仍然一顿也离不了，可谓“宁可食无肉，不可饮无酒”，尤其在外画画时。四川的蚊子比陕南厉害多了，这天我和罗老师同住一间客房，被叮咬得无法入睡，罗老师喃喃自语“这将如何是好”，我发现拉开灯后蚊子不叮人了，遂用手绢给老师蒙眼遮住灯光，少顷，老师鼾声如雷，此时距杨家河被单蒙头之夜倏忽二十年矣。这天，在都江堰二王庙，和老师并肩而坐，老师对我的有张画大加赞赏。二十五年后，在我的从艺五十年回顾展上特意展出了这张画，以寄托对老师的怀念。在此后的年月里，老师带研究生仍然往来于名山大川之间，挥写自然之佳妙。我虽然和老师多次幸会，却再没有在一起画画了。

　　罗铭老师的山水艺术，笔墨厚重，酣畅苍润，尤其他的对景写生，生意盎然，风格独树，对当代山水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老师很少以书法示人，他的书法行笔走线，了无迟滞，铿铿锵锵，有金玉之声，在同代画家中，鲜有人可与之比肩者。老师一生，为人正直诚恳，性格旷达豪爽，视名利如过眼烟云。老师的艺术成就和在美术史中的地位，自有定论，在纪念老师诞辰九十五周年之际，谨记往昔琐事二三，以誌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