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今天
一个画家的心历路程
女士们，先生们，Google的朋友们：
很高兴来到Google，向大家介绍我的画，介绍我在近三十年来的心历路程。这三十年是中国巨大变化的三十年，也是世界加速全球化的三十年，是网络革命的三十年。
在世界各地的人，每次要上网查资料时，总是习惯说“去Google一下”。Google在这里，同时又在世界各地，在每一台电脑上，这就是全球化。这种改变带来了观念，传统和生活等各方面的改变，也带来了艺术的改变。
我在这里，要向大家讲我自己长达二、三十年的故事。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先讲一下我的一个“梦”和分别在中国及美国美术学院教室里的两堂课。
先讲我的一个“梦”。
我梦见有两群人，一群人是我们的祖先。他们来到一块地方，在那里住了下来，并世世代代繁衍下去。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重复着同样的事：春天播种，夏秋收获。他们不必为做事而操心，因为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做的。所以，在他们的眼里，没有“事”，只有“人”。眼睛只看着别人，别人在做什么，想什么，我要如何做才会比他们过得好。在国家，有家长——皇帝；在村镇，有家长——族长；在家里，长辈为尊，也是一家之长。人人争着做家长，出人头地。在这群人中，创新是大逆不道的，做事须遵循祖训。只要和谐的空气流淌在这个圈子的里面，圈子外面怎么样人们漠不关心。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的绘画以空间表现生动气韵为主要形式。一些有知识的高人们，为表达他们不屑与俗人为伍，便在书画的笔墨中表现他们的“大隐隐于市，隐于朝”精神。在外人看来每个人都一样的画竹子，画花草，千百年不变，但其联结精神的笔墨却反映了人与人的不同。大的形式一样，不违祖训，小的笔墨不同，反映灵魂。
他们强调以家长为中心的群体意识，不提倡个体的独立创新。
另一群人，他们在草原上牧着牛羊，追逐着水源青草而生息，没有固定的疆域。为了生存，人们选出一群精英为领导。而每个人都将面临着新的发现和新的危险。因为在他们熟悉的地方，草已被羊吃完，水源也日益枯竭，人们必须开辟新的土地才能生存。因此，发现与创新是生存的需要。他们的宗教认为，只要有光的地方，他们都能去。因为光就是神，是神应许的地方。所以，在他们画中，就以“光”为语言，并力求独特创新。
在全球化的今天，东西方艺术的快速融合中，“光”里面有“气”，在“气”里面有“光”。
接下来，我要讲讲发生在中国和美国的两堂美术课。
美国的一个美术学院，来自各地不同肤色、种族的学生，在上进校后的第一天绘画课，画的是人体模特儿写生。
教授是个著名的画家、教育家。他一声不吭地在学生们中间走来走去，不时的站在某个同学后面看看，并在小本子上记一记，整个上午，他几乎不发一声，同学们问什么，他答什么。
第二天的早上，教授推了一个小车来到教室，小车上装潢了各种画册。他来到每个同学的画前，拿出不同的画册给不同的同学，告诉他们，你是这种类型的画家，这本画册是这类画家中最突出的画家作品。他是用什么材料，技法特征是什么，这类画家需要做什么练习，基本功的要求是在哪方面，在哪儿可以买到这些材料，如何坐车或开车去找这家店，一年中这家店何时大减价等等。
在三十年前，1978年的一天，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的一个教室内，经历文革来自全国的第一批考入美院的精英们（当时全院只有七十多个学生），也在进行入学后第一天的课，画石膏像。几乎每个同学拿笔勾轮廓的方式都一样，稍有不同，老师还要纠正他的握笔。老师要纠正每位同学绘画的方法、步骤，并将其中一个同学的画拿出来做样板，力求大家都和他一样。记得我们有一次素描课画石膏像阿克力巴，老师在中途把大家的画放在一起讲评，首先构图的要求，形准不准，方法、步骤对不对等，力图使每一幅画都符合那一种标准。可是我们大家都十分明显的看出了每个人的不同，有的画得偏胖一点，有人画的细致、干净，有的却很粗犷等等。老师的责任似乎是要把这种不同抹掉，我们的毕业班就有画的和老师要求不同的同学被开除了。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堂课，一个是强调个性，一个是要抹掉个性。我庆幸我学的是陶瓷专业，没有被抹平绘画的棱角，没有被抹掉多少个性，也没有太多的框框。
下面是我二十多年来从中国到美国的绘画故事。
由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人们经历了十年的是非颠倒的年代。文革结束以后，我考上了中国最好的美术学院，在那个年代，我对一切都采取怀疑的态度。一方面如饥似渴地阅读，另一方面按照自己的计划去进行绘画训练。为了过印象派色彩这一关，我用了两年的时间，几乎每天都到西湖边画一张色彩写生。
1982年，我从美院毕业后，致力于创作出自己的个性风格的作品。夜以继日的在家进行创作，整整一年，做了无数的尝试。但是，一无所获。凡是我能画出来的，都是我知道的，我知道的，都是别人的风格。什么是我的个人风格，我不知道，也就画不出来，我也不想要任何别人的画风在我的绘画上。
1983年的暑假，我带着苦恼和傍徨，来到了皖南山区，那古朴的百年老宅，那斑驳、日晒雨淋自然风化的墙面肌理，以及黑瓦白墙的单纯和依山傍水的环境生动组合的景象，正是一幅肌理丰富、色调单纯、块面组合严谨的优美画面。
在那个优美画面中，有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当我步行在小巷之中，走在那横躺了数面年的青石板上时，我仿佛听到了眼前的石墙，木板在诉说着历史。我的心为之震撼，这不正是我要找的感觉吗？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文革和六十年代的饥荒，内心喜欢一种神秘而深沉的东西，我必须跟着自己的内心走，任何绘画作品必须出自画家的内心深处。
我开始迷上了民居，并用尽各种方式来表达我的感觉。然而，传统的绘画技巧显得苍白而无法表达出古老民居的丰富与深沉。我开始用尽一切手法来表达我的感觉。正在这时，我们一群青年人在用中国传统漆艺来进行绘画创作。我发现漆画中有打磨出来的具有中国篆刻金石味道的线条，还有油水分离的自然肌理。我的磨漆画作品还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所以，我将这种技法用在油画和水彩画之中，恰到好处的表现了古老民居的气质与质感。并使我的油画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难以复制的技巧。这一点，至今依然是许多收藏家喜爱我的油画的重要因素。
在大学毕业的近十年中，我用了大量的时间来感受、临摹大师的作品，力图训练出一种杰作的感觉。对画面的秩序感，对色光的关系，对大师作品的整体把握能力，对一个画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在这段时间，我有幸能和邱振中老师经常在一起看画，评论艺术作品和讨论，我认为他是当代最好的书法艺术家，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具有传统文人风范的大师，不仅大量而广泛的阅读，积极的思考，而且具有十分敏锐的直觉。我作为一位画家，往往手在脑子的前面，和他在一起，我不仅了解中国书法中的线条与空间流动的关系，弥补了我不写书法的缺陷，而且，他对各类艺术形式的广泛而深入的思考，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有这样一位良师益友，是我终生的荣幸，尤其是处在一个缺乏个性的环境之中时。
那时，正是八五美术新潮之时，在那个缺乏独立思考，缺乏个性的环境中，我不愿跟风潮，我以为那种新潮美术都是在模仿西方现代艺术，我需要的是听从内心的召唤去画反映我自己和中国文化深沉机制的绘画作品。于是就背起了画具和包袱，要画遍中国大地上的古老民居，留住历史，我用了十二年的时间，走遍中国广大乡村、市镇，画了三千多幅小速写，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撰稿“地方民居”专栏。希望能呼起人们保护中国古民居之责。每年夏季外出两个月。虽然路途艰辛，屡经危险，而且负债累累，但在我有生之年，能用画笔留住中国大地上即将灭绝的传统民居，给后人留下一份宝贵财富，也不失为一种价值。
那时我深入传统居住文化之中，并开始写书，参加民居、民俗研讨会等，但单位上不支持，想调动工作又很困难，也没有多少人能理解，例如，当时《中国青年报》主编拒绝登我的画。说画破房子，是反映社会主义黑暗面。工作不稳定，文化研究须大量的时间和资金，而高水平的画全中国民居，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何时才能画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我能否放下文化包袱，能否有时间来专心创作呢？……
正在这时，我收到了美国UCLA大学的邀请，作为访问学者来美。在做完访问讲学和画展后，有人问我要不要留在美国？我想，在中国调动那么困难，在南昌大学终老一生，退休后是什么样子，我现在都知道。留在这片陌生的大地上，还有一个未知的前程。也是值得去试一试的，至少丰富了生活。所以，我决定留在美国，这年四十二岁。
没有钱，不懂英文，不会开车，与在中国稳定的生活相比，如同从一座山头上掉进了一个泥潭，我要爬起来，到平地上再站起来，往前走。
我于半年后由特殊人才拿到绿卡，但如何生存是个问题，钱，如同氧气，没有不行，多了也无用。这时，有位朋友说可否画二十世纪的佛教领袖。由她卖给一位法师。我不愿意，一来构图太易雷同，二来我认为没什么意思。当时正是天主教的特雷莎修女去世，使我想到：从世界各种族、文化相互了解，促进世界和平的角度看，画全世界二十世纪各宗教的领袖人物，是很有意义的，尤其在走向全球化的二十世纪比单纯画佛教人物更具有历史，文化价值。那位法师也同意了，达成了口头协议，我用了三年时间，没有一分钱收入，还花了三万多美元的成本费，在南加州、北加州均有一百多位朋友帮助提供资料。我在1997至2000年这段时间，在史丹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也见证了互联网的资讯越来越丰富的过程。在画宗教人物画过程中，我们经历了车祸、遇窃和被当作小偷。在洛杉矶修画期间，由于忘了带钥匙，爬窗进屋。邻居报警，警察封锁了几条街道，如临大敌。在我们出来时，几把枪对着我们……在我刚画了一年时，那位和尚通知我他不要这批画了，原因是他们送到别的宗教的书刊都被退回来，他认为宗教融合是不可能的。但我已经开始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再难我也要画完。这段时间，由于经济紧张，生活和内心都很痛苦，但还得保持平静的心态，才能画出那些杰出人物的精神境界。在妻子的支持下，我终于完成了这批画，画了二百多幅，一百一十六位世界八个宗教的领袖。这三年，磨炼了心智，在任何环境下，都要保持平常心，也学会了放下。
这批画2004年参加了世界宗教大会展览。这是一段特殊的经历，是我的人生完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然后，我又回到了绘画创作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的油画作品苦闷而压抑，这是时代的印记。在美国开始创作时，我也经历了一段初期的深沉和苦闷，并同时画大幅水彩画。油画在这段时间多以肌理、线条分割空间为主要形式，表现一些中国传统居住文化的观念。我以为，中国是家文化的国家，画出中国居住文化的内涵，就是在表现中国文化的精髓。我的水彩画多以细致的笔调，画出朦胧的整体感，产生一种隔岸的感觉。
但是，住在美国，在日趋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对我所要表现的中国传统观念，不仅美国人不理解，连现在的中国人都不想理解。这是一个资讯高速发达的时代，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在硅谷，我要把画卖给他们，就要把我想说的，转化成人人都懂的、喜爱的语言。画面要传达的，是一种普世的文化内涵。于是，我开始在肌理、线条、空间上放进光，由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光，也有自身的光和灯光等。表现人性的光和人生的经历，人生观和家的温暖等。然而，西方艺术“光”的语言和东方的线及空间的语言之间，要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点是不容易的。李可染先生用逆光来维持东方绘画的二度空间感，我则是用高视角的满构图，二度半空间来玩东方的线形分割，又可以用光来玩西方的立体派，并把两者融在一起。
当东方遇到西方，是色光与线条空间的交融，是墨韵与光影层次的对比，是在笔墨世界里耕耘人生的中国文人审美意境，与在神的光照中反映宇宙观的西方审美观念在视觉次序上的融合。他们的核心价值，应该是超脱区域文化传统的，是属于全人类的。不管你是否愿意，人类文化势必要朝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当有人要我试着画水墨画时，我拒绝了，因为水墨画的媒材要驾驭好不是那么容易的。油画一样能表现出水墨画中的意境，但它不能代替水墨画的媒质，这是它独特的审美价值所在。对于我自己，我又很好的水彩功力，但没有驾驭宣纸的能力，所以我选择了油画来表现东方的墨韵与西方的光影的结合。
已到知天命之年的我，经历了大半辈子的风风雨雨，由中国古老民居的引导，从中国到美国，从表现中国传统家文化的历史内涵到画出在中国文化中的普世价值和独特的绘画形式，这种独特形式是用我的生命活出来的。在年轻时冥思苦想要得到的东西，在这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自然而然的得到了。就像每个人的长相不同一样，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也不一样，每个画家的画也是不一样的。真诚的从生命中流出来画风，是经得起考验的。
我不属于任何一个绘画流派和门类，我只属于我自己。
中国传统绘画是以毛笔为工具，以用毛笔日积月累的书写，长期习得而产生的“功力”为衡量的准则，到了现在人们不要说用毛笔，平时都很少拿笔手写字，请问你们现在一天手写几个字？有很多人一天不写一个字，天天按键盘的人如何与天天拿毛笔书写的人去比毛笔书写的功力？书写习惯和书写工具的改变，传统的中国画欣赏标准和内涵也将要随之而改变。
全球化的环境将带来绘画的改变，尤其是中国画的改变。谢谢大家。
